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，地处闽、粤、赣三省交界。在这片1.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从中原迁徙传承下来的客家文化，在革命岁月里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，与满载乡愁漂洋而来的华侨文化，交织融合，竞吐芬芳，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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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身漂泊 此心赤诚
驱车穿行在梅州城内，看到梅江两岸一排排的棕榈树，我便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很南方的地方了。
梅州有着“世界客都”之称，背后是中原人来到南方的故事。从两晋时期开始，为躲避战乱，客家先民由中原出发，跨黄河、过长江，经过迁徙路上数十代人的定居、融合、发展，在闽、粤、赣三省交界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交融，形成语言相通、文化认同一致的族群——客家民系。
宋明以来，客家民系在梅州得到快速发展，梅州逐渐成为客家民系定型、成熟后的集散中心，是客家自我认同意识十分浓厚的地区。
在位于梅江区的中国客家博物馆，我看到墙壁上一个大大的“亻厓”字，这是客家话里“我”的意思。一字之中，蕴含着客家人的自我认知。“亻厓”字左边是单人旁，表示与人相关，右边是“厓”，有着悬崖、边界等含义，组合起来便是人站在了悬崖边上，每走一步都如临深渊。客家人以此字代指自我，提醒自己要有危机意识，不可懈怠。
这种勤勉、奋进的精神一直流淌在客家人的血脉中。因其聚居地山多地少，交通不便，客家先民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，必须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客家人用勤劳的双手把林深路隘、沟壑纵横、重峦叠嶂的蛮荒之地，垦辟成鸡犬相闻、人声喧闹的人间乐园，其所付出的艰辛是难以估量的。
梅州是客家人陆上迁徙的目的地，也是其海上漂泊的起点。明清以来，以梅城水打伯公码头、松口码头为出发点，大量梅州及周边区域客家人为谋生计向海外迁徙，梅州因此又被称为“华侨之乡”。
傍晚时分，我来到松口古镇，沿着梅江边行走，路过中国移民纪念广场，火船码头出现在我眼前。此刻的码头并无船只停靠，对岸的翠林和远处的群山倒映在平静的水面，岸上只有几座雕塑模拟着人们在码头边迎来送往的场景。而曾经，这里是松口最繁华、热闹的地方。期待、不舍、兴奋、无奈，不同的情绪、不同的故事每天都在码头边上演。
火船码头是闽粤赣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，历史上的客籍华侨漂洋过海多由此登船，沿梅江、韩江转汕头直下南洋谋生。
“一条裤带下南洋，两手空拳打天下。”从梅州出洋的客侨，大多出身社会底层，只能靠出卖体力来换取微薄的收入。在艰难的处境下，这些客侨发扬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完成了从劳工到小业主的跃升，并逐步将产业做大做强，涌现出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杰出人物。
客侨虽漂泊在海外，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们对祖国、对故乡的深切依恋。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，列强经济掠夺接踵而至，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，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旁落。危难之际，一批有识之士掀起了“实业救国”浪潮，远在南洋的客侨纷纷加入这场行动。
1904年，侨领张榕轩、张耀轩兄弟联合谢益卿、谢梦池父子等人筹资创办潮汕铁路，1906年通车后成为我国首条纯商办华侨铁路。这条铁路后来还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粤东段的关键节点，在革命年代秘密护送过200多位重要人物。铁路运营33年间，有力带动了潮汕、梅州及赣南、闽西一带的经济发展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南洋客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不遗余力支援祖国抗战。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，是一支由3000多名平凡的东南亚华侨组成的特殊队伍——“南侨机工”。1938年，我国西南边陲临时抢修的滇缅公路，成为当时仅存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。囤积在缅甸的大批军用物资急需运回国内，而国内又缺乏技术娴熟的驾驶员及机修人员。为此，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在南洋各地招募侨胞机工，先后组成6个运输大队奔赴滇缅路线。机工们克服道路险恶、疾病肆虐和日机轰炸等困难，累计运输各种作战物资约50万吨，有1000余人为国捐躯。在这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，有200多人来自梅州，他们或许也曾从松口码头出发、漂洋过海，不知当时的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与祖国的联结是如此紧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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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客亦家 清风传扬
细细揣摩，客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，它诞生于一组矛盾。对于背井离乡，迁徙到陌生土地的客家人而言，在外人面前是客人，在自己人眼中是家人；初来时是客，待久了便成了家。他们把家庭留在了客地，又将客地建设成了家乡。行走在梅州，我深切地体会到客家人对家庭、家风的看重。
客家先民从中原南下，因迁入地属于贫瘠山区，生产、生活条件艰苦，安全难以保障，其往往以大家族的形式聚居，互帮互助。同时，南下的客家人多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崇文重教、耕读传家是其传统。因此，客家人的住宅往往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属性，对外可以防御敌人，对内则重视教化传承。
位于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龙岗村的泰安楼，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围龙屋，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为蓝氏二十世祖蓝少垣所建。
260多年前，蓝氏先祖在上海、漳州等地做生意发家，衣锦还乡后决定为族人建立一座永世昌盛的坚固住宅。这是客家人基因里对家庭、家族的重视，在外有所成就后，定要回到家乡修建属于自家的房屋，并代代相传。
迈入屋内，三层方形楼房呈“回”字形，四周向内设有走廊。位于“回”字正中央的是祭祀用的祠堂，堂内横匾上书“祖功宗德”，提醒后世要牢记先祖的功德，并将崇高的品行发扬光大。泰安楼建好后，蓝氏族人还在楼的两侧各设一座书斋，供后人读书求学，延续耕读传家的传统。从张贴在楼里的“泰安楼理事会章程”中可以看到，其中专门设立了“老人金”“奖学金”等公益金，勉励蓝氏子弟弘扬孝道，勤学苦读。
沿着楼梯来到泰安楼二楼，古朴的房间摇身一变，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。2020年，大埔县纪委监委主动牵头联合县委宣传部、县文广旅体局，在泰安楼打造大埔县客家家风家训馆，于当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。该馆挖掘本地客家先贤、历史廉吏、革命先辈的家风故事与家规家训，系统梳理各姓氏堂联、族谱祖训、乡规民约中的廉洁元素，融合客家人勤俭持家、开拓进取的家风传统，将散见于族谱、堂联、祖训中的廉洁元素集中呈现。
漫步展馆中，可以发现客家人的家风家教遍布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。每个姓氏有独属的家风家训，例如胡氏家训有言，“为人谦和，居官清廉；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；戚氏家训有言，“厚善崇德，廉恕忠勤”。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”“克勤克俭保世滋大，是彝是训进德无疆”，门上的楹联既是家族价值观的宣言，也是对后世的谆谆教导。门楣上的匾额也常以“耕读传家”“忠孝仁义”为主题。
讲解员邓亿娜介绍道，古训中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；《朱子家训》中的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；《诫子书》中的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；客家人家风家训中的“智安身，廉立命”“礼义廉耻，四维必张”“仕于朝也，为忠为良”等内容，其内涵都与廉洁文化相关。家风文化与廉洁文化，从来便是相连相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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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河忠烈 英才辈出
梅州也是一片“红色土地”。这里既是叶剑英元帅的故乡，也是三河坝战役等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地。
走进位于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虎形村的叶剑英纪念馆，红色墙壁上，一首《七绝·题画竹》引人注目。“人生贵有胸中竹，经得艰难考验时。”叶帅的这句诗可以看作其人生写照。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，叶剑英总是挺身而出、化险扶危。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此时30岁的叶剑英已是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，如果继续跟着蒋介石走，做两三年师长就能成为百万富翁，但他明白“一个革命，一个反革命，阵线已很分明了。参加革命，还是反革命？想了想，只有革命才有出路”，4月底，叶剑英在江西吉安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电文。
7月上旬，叶剑英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，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7月下旬，他获知汪精卫企图在庐山以开会为名扣留叶挺、贺龙的阴谋，立即冒险将这一密讯告知叶贺二人，使他们迅速率部向南昌开进，南昌起义得以实现。
后来，在长征途中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倚仗人多枪多，个人野心不断膨胀，于1935年9月9日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，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取这个电报后，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地报告，毛泽东后来多次称赞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“救了党，救了红军”，并赞誉他是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。
梅州不只是元帅的故乡，也见证了一众英雄儿女的赤诚之心。
此刻，我站在大埔县三河镇笔枝尾山山顶，三河坝战役纪念园就坐落于此。向山脚下的西北方向望去，梅江、汀江、梅潭河三条河流于此交汇成韩江向潮州流去，此地因此得名三河坝。三条河的清浊各有不同，在交汇处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景观，而在99年前，这里的河水曾被染成一片血红。
1927年南昌起义成功后，起义军挥师南下，9月在大埔县三河坝分兵，主力部队继续往潮汕地区前进，剩下的3000多人由朱德带领扼守三河坝，监视敌人，掩护主力南下。
为抢占有利地形，起义军渡河来到东岸，在笔枝尾山、东文部、龙虎坑一带布防。10月1日凌晨，三河坝战役打响。国民党钱大钧部2万余人，气势汹汹向起义军前沿阵地发起猛攻。一时枪炮声大作，硝烟四起。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，起义军采取半渡而击的策略，等敌军乘船过江到一半时再开枪射击，敌人一个个掉进水中，无人掌舵的小船，像柳叶一样在河心旋转漂流。
战斗中，三河坝的人民群众冒着敌人炮火，为起义军送水送饭。100多名农民自卫军与起义军并肩作战，还有不少群众运送弹药、护理伤员。
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，约计歼敌1300多人，我军伤亡800余人。朱德认为，掩护进军潮汕主力的任务业已完成，为保存实力，应向潮汕主力靠拢，于是留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掩护主力转移，其余部队有序撤离战场。
起义军前往潮汕的路上，在茂芝遇到了从潮汕突围出来的周邦采、粟裕等人，他们带来了主力部队已经失利的消息。情急之下，朱德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，提出要隐蔽北上，穿山西进，直奔湘南的决策。他讲道：“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军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，也有责任把大家统率起来，一道把革命干到底！”此后，这支队伍一路转战，于1928年4月开赴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。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萧克将军曾感慨：没有三河坝战役，便没有井冈山会师。
在三河坝战役纪念园，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巍峨矗立。从纪念碑向西拾级而上，一处山坡间遍布着模拟的战壕与士兵雕像。讲解员江思萍介绍道，这里便是当年留守掩护的起义军镇守的最后一片阵地。当时，已经身负重伤的三营营长蔡晴川带着主动请战留下的200多名战士，顽强地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。他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，甩尽了最后一颗手榴弹，跳出战壕，与敌人肉搏，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于此。
此刻这片“阵地”上很安静，没有了枪炮声，只有参观者们默默若有所思。而转过一个小弯，来到山的另一边，一阵阵喧闹声传来，原来是山脚下三河坝八一红军小学的孩子们正在课间活动。站在山顶向下望去，山林秀美、满目苍翠，周围的村庄一片安宁祥和，革命先辈用生命写就的历史，其意义在人们今日平凡的生活中自然地显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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